申請人：劉某某

　　被申請人：廣州市公安局花都區分局

　　申請人不服被申請人作出的不予行政處罰決定，向本府申請行政復議，本府依法予以受理，現已審查終結。

　　申請人請求：

　　撤銷被申請人于2024年2月20日作出的穗公花（赤坭）不罰決字〔2024〕310130號《不予行政處罰決定書》，責令被申請人對違法行為人劉某明作出行政處罰決定。

　　申請人稱：

　　劉某明多次捕申請人的魚到市場賣，2017年6月份至2023年12月27日，阻止正常耕作，2023年12月27日直接造成經濟損失17000元，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1日作出（2020）粵01民終XXXXX號《民事判決書》，申請人于2021年3月21日收到判決書，劉某明無權到朱某某魚塘捕魚，朱某某多次報案，赤坭派出所每次稱魚塘是朱某某，魚不一定是朱某某。劉某明到朱某某魚塘捕魚，阻止正常耕作，朱某某認為屬于違法行為，應當予以處罰。

　　被申請人答復稱：

　　一、被申請人認定違法事實不能成立。

　　2024年1月11日17時許，申請人劉某某到被申請人赤坭派出所報稱其因第三人劉某明多次惡意干擾其正常經營位于廣州市花都區赤坭鎮某某村魚塘，且在2023年12月27日，劉某明阻撓其銷售塘魚，致使其已打撈的塘魚（2000斤）因缺氧死亡，造成經濟損失約17200元。經調查發現，申請人夫婦于2013年中標上述魚塘并打算耕養，但某某村第三經濟社以申請人夫婦不繳納塘租為由，將上址魚塘收回并欲再次發包租賃，此間申請人通過多渠道維護自身權益，爭取魚塘經營權。直至2016年，申請人在取得赤坭鎮某某村村委會的聯合書面證明（證明其可合法經營該魚塘）后復耕。

　　2017年，第三經濟社卻將魚塘租賃給第三人，而第三人在取得與第三經濟社簽訂的魚塘承包合同后就明確告知申請人上址魚塘系其合法經營并投放魚苗進行耕養，因此，申請人將魚塘承包合同糾紛一案訴至法院，經法院判決，第三經濟社需與申請人繼續履行魚塘承包合同至2023年12月31日。申請人與第三經濟社補簽魚塘承包合同后，第三人遂以第三經濟社侵權為由訴至法院。經法院判決，駁回其全部訴求，同時明確指出第三人存在一定過錯，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期間，雙方就塘魚歸屬問題多次產生糾紛，至2023年12月27日，申請人對上址魚塘進行捕撈作業，第三人聽聞后就前往阻止并報警處理，申請人見狀就對其實施毆打，隨后申請人被傳喚至被申請人赤坭派出所以毆打他人處以行政拘留7日并罰款200元的行政處罰。

　　第三人認為法院雖將魚塘經營權判決給申請人，亦明確指出第三人存在一定過錯，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但沒有將塘魚歸屬權判明，也沒有明確指出第三人需承擔侵權全部責任。根據雙方陳述，雙方均有在案涉魚塘進行耕養，況且塘魚歸屬不清，捕撈之魚亦分不清系何人所有，在此情況下，第三人阻攔其出售塘魚屬事出有因，并非無事生非、無理取鬧。

　　至于申請人稱第三人阻攔其捕撈而導致塘魚缺氧而死，造成經濟損失的問題，被申請人根據調查得知，第三人是通過言語交涉以及報警進行阻止，并未采取過激手段，另外通過現場圖片可知塘魚捕撈后圈養在網格中，而網格空間有限，塘魚密度過高，出現缺氧死亡系必然的，第三人的阻止行為和塘魚缺氧死亡沒有必然聯系。當第三人實施阻攔行為時，申請人是可預見塘魚銷售受阻的，作為耕養人，其應該清楚可能發生的風險，但其并沒有采取措施，將塘魚重放魚塘，或者設置更大的網格進行圈養，反而對第三人實施毆打，存在明顯過錯。另外亦無證據證明塘魚死亡的具體數量。

　　二、被申請人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

　　被申請人根據《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三）項之規定：“公安機關根據行政案件的不同情況分別作出下列處理決定：（三）違法事實不成立的，作出不予行政處罰決定”，針對查證的事實，被申請人認為，第三人在基于曾耕養案涉魚塘，塘魚歸屬存在爭議的情況下實施阻攔行為屬事出有因，并非無事生非、無理取鬧，鑒于第三人的阻止手段以及現場情況，第三人并未采取過激手段，制造事端，擾亂公共秩序，反而申請人對第三人實施毆打，存在明顯過錯，且塘魚缺氧致死與第三人沒有必然聯系。故被申請人認定違法事實不能成立。被申請人在依法告知第三人擬作出不予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和依據以及其依法享有的權利后，對第三人作出不予行政處罰的決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處置適當。

　　綜上所述，被申請人于2024年2月20日作出的穗公花（赤坭）不罰決字〔2024〕310130號《不予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違法事實不能成立，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請廣州市花都區人民政府維持被申請人作出的不予行政處罰決定。

　　本府查明：

　　2024年1月11日15時許，申請人劉某某親臨被申請人赤坭派出所報案稱劉某明長期惡意阻攔其正常經營位于廣州市花都區赤坭鎮某某村第三經濟社（以下簡稱三社）魚塘。被申請人民警接報后于當日對申請人進行詢問，申請人陳述其妻子朱某某于2013年中標涉案魚塘，于2015年才正式耕種，于2018年經二審法院判決，朱某某依法獲得涉案魚塘的經營承包權后于2021年5月10日正式與三社簽訂《魚塘承包合同》；但2019年至2023年期間劉某明多次阻止其正常經營涉案魚塘，其中，2023年12月27日，其準備將其養殖的魚（其于2016年4月左右投放的魚苗）打撈售賣時，劉某明聲稱魚是他的，并帶了一名婦女阻止其賣魚，該婦女用電動車橫擺在魚塘基，阻攔工人搬運魚，劉某明站在電子秤上阻攔工人稱魚，期間二人發生言語爭吵，繼而引發肢體沖突。最終其打撈的2000斤魚死亡，損失共17200元。

　　經查，被申請人在辦理本案以及申請人毆打劉某明一案期間對申請人、劉某明、申請人的兒媳林某某、村委工作人員黃某某、村民歐某某以及駱某某進行了詢問調查，其中申請人陳述2023年12月27日當日其在涉案魚塘毆打劉某明的經過，并稱其與駱某某因電動車停放位置發生爭執，后其將駱某某的電動車碰下了魚塘；之后其因劉某明阻止其捕魚，雙方互相爭吵，其先后使用一根竹棍和鐵管揮向劉某明，劉某明用竹棍捅了其胸口。劉某明否認其尋釁滋事，稱其曾于2017年中標涉案魚塘，后在該魚塘投放魚苗，2023年12月27日10時許其看見申請人在涉案魚塘捕魚，其認為法院雖已判決涉案魚塘的承包權屬朱某某，其亦認可該判決結果，但涉案魚塘的魚的歸屬權仍存在爭議，且該爭議目前尚未得到妥善解決，申請人無權私自捕魚售賣，其遂馬上報警處理，并到現場向申請人表示等待警察到場處理，期間其遭到申請人毆打，并沒有還手，也沒有用言語威脅、恐嚇申請人。林某某稱2023年12月27日上午其看見劉某明與申請人在涉案魚塘因捕魚問題發生爭吵，期間有一名婦女的電動車停在魚塘邊，申請人不小心把電動車碰倒在魚塘；申請人先后撿起一根竹棍、鐵管欲毆打劉某明，均被其搶走，并稱申請人沒有毆打劉某明，劉某明亦無毆打申請人。黃某某、歐某某均稱2023年12月27日其到現場沒有看見申請人與劉某明在打架，申請人手里拿著鐵棍，黃某某將鐵棍搶走（一人分別拉著鐵棍的一頭）。黃某某稱其到現場時看見駱某某的電動車掉在魚塘，申請人與劉某明二人在爭吵。駱某某稱2023年12月27日10時許其在涉案魚塘邊澆菜，申請人不同意其用該魚塘的水澆菜，二人因此發生爭吵，申請人將其電動車抬起并扔進魚塘，其遂報警處理；后其看到申請人與劉某明發生爭吵并發生爭執，但其所站位置比較遠，沒有看到申請人是否有用竹棍、鐵管毆打劉某明。

　　另查，根據廣州市花都區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的（2017）粵0114民初XXXX號《民事判決書》以及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的（2018）粵01民終XXXXX號《民事判決書》，就三社訴朱某某漁業承包合同糾紛一案，上述法院均認可朱某某依法取得涉案魚塘的承包經營權。根據廣州市花都區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日作出的（2019）粵0114民初XXXXX號《民事判決書》以及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1日作出的（2020）粵01民終XXXXX號《民事判決書》，就劉某明訴三社、朱某某侵權糾紛一案，上述法院均不支持劉某明的全部訴訟請求。

　　另查，2017年6月6日，三社與劉某明簽訂《魚塘承包合同》，約定涉案魚塘交由劉某明承包養殖，承包期限從2018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2021年5月11日，三社與朱某某補簽案涉魚塘的《魚塘承包合同》，約定上述魚塘交由朱某某承包養殖，承包期限從2013年6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2024年2月20日，被申請人查明2024年1月11日15時，申請人到所報稱劉某明于2019年至2023年12月27日期間多次在涉案魚塘阻止其抓魚賣魚，稱劉某明尋釁滋事，經被申請人調查，劉某明稱涉案魚塘存在糾紛，其于2017年也承包了該魚塘，并在魚塘里投放了15000元左右的魚苗，其想拿回自己的魚，并非尋釁滋事。被申請人認為劉某明尋釁滋事的違法事實不能成立，遂根據《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三）項和第二款之規定，對劉某明作出穗公花（赤坭）不罰決字〔2024〕310130號《不予行政處罰決定書》，決定不予行政處罰，并依法送達給申請人及劉某明。申請人對該不予行政處罰決定不服，向本府申請行政復議。

　　再查，2023年12月28日，被申請人查明2023年12月27日10時許申請人在涉案魚塘因魚塘糾紛用竹棍和鐵管毆打了劉某明，經鑒定，劉某明的傷情為輕微傷，遂對申請人依法作出行政拘留七日并處罰款貳佰元的行政處罰決定。

　　本案審理期間，本府分別于2024年5月14日、5月15日、5月16日等工作日數次撥打申請人的聯系電話聽取申請人意見，均無法接通。期間本府亦通過電話聽取被申請人的意見，被申請人表示其意見與行政復議答復書意見一致，無補充內容。

　　以上事實有報警回執、受案登記表、詢問筆錄、民事判決書、接受證據清單、指認材料、情況說明、行政處罰決定書、不予行政處罰決定書、電話錄音、視聽資料等相關證據為證。

　　本府認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七條：“國務院公安部門負責全國的治安管理工作。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公安機關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轄由國務院公安部門規定。”的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公安機關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治安管理工作，因此被申請人廣州市公安局花都區分局具有作出涉案不予行政處罰決定的法定職權。

　　本案中，綜合在案證據，可以確認2023年12月27日當日，申請人與劉某明二人因魚塘糾紛發生爭吵，期間二人發生肢體沖突，申請人所捕的魚缺氧死亡的事實。但結合涉案魚塘存在二次發包、申請人與劉某明均在其承包期間在涉案魚塘投放魚苗進行養殖、申請人所捕的魚的所有權歸屬不明確等情況，劉某明認為申請人無權捕售其養殖的魚，通過言語交涉以及報警處理的合理方式，到場阻止申請人賣魚，屬事出有因，并非無事生非、無理取鬧；同時申請人未及時采取將魚放回魚塘等補救措施防止損失進一步擴大，反而主動先后使用竹棍和鐵管與劉某明發生沖突，最后導致所捕的魚均缺氧死亡，申請人對該損失亦存在一定的過錯。綜合上述情況，被申請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五條第一款：“治安管理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與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和第九十五條第（二）項：“治安案件調查結束后，公安機關應當根據不同情況，分別作出以下處理：……（二）依法不予處罰的，或者違法事實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處罰決定；”以及《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三）項：“公安機關根據行政案件的不同情況分別作出下列處理決定：……（三）違法事實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行政處罰決定；”的規定，認定劉某明尋釁滋事的違法事實不成立，據此對劉某明作出不予行政處罰的決定，合法有據。

　　綜上，申請人請求撤銷涉案《不予行政處罰決定書》，理據不足，本府不予支持。

　　本府決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六十八條的規定，維持被申請人于2024年2月20日作出的穗公花（赤坭）不罰決字〔2024〕310130號《不予行政處罰決定書》。

　　申請人如不服本決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復議決定書》之日起15日內，依法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起訴。

　　本件與原件核對無異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抄告：廣州市公安局